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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着财富离开世界是耻辱!中国的企业家们,坐不住了

2021-06-12 00:55百度 善朵朵

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,先富带后富,实现共同富裕。”

 

这是写进课本里,邓公当年说的话。

 

但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是真难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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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之初,全国人民都一穷二白,基本不存在富裕阶级,慈善基本上是海外华人的专属标签。

 

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,狮子山下大佬们各有自己的商业帝国。

 

1978年,胡应湘、霍英东、冯景禧等一批香港商人代表来到了内地。

 

邓公接见了他们,其中一个潮汕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,观看了国庆典礼。习惯了西装革履,与英国人打交道的香港巨贾,换上一身蓝色中山装,眺望中轴线的无限延伸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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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看能认出几位大佬 图源:香港商报

 

他们后来大多成为北京的常客,为国家大计建言。

 

香港来的老板,被中央寄予了厚望,他们是中国打开国门、招商引资的旗舰。

 

这一批人也很舍得,尤其对沿海闽粤、江浙沪家乡慷慨解囊。

 

他们首先捐资修建了宾馆、路桥、医院、发电厂、公寓……广州的白天鹅宾馆、中国大酒店,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,是中国当时规格最高的酒店,开放的标志,曾接待150多位国家政要和无数企业家,伊丽莎白二世、尼克松、老布什、比尔·盖茨……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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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进入新世纪初期,港资一直都在慈善榜单的前列。

 

中国很多大学都有“逸夫”楼。据不完全统计,邵逸夫在内地捐助科教文卫资金达25亿元,参与捐助项目3000多个。曾有网友在地图软件上搜索“逸夫”,在全国搜出3万多栋建筑。

 

还有宁波大学由“海上之王”包玉刚捐资创办,以及各种教育基金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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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改革开放风起云涌,中国有了“先富起来”的一批人。

 

先富的一批人,在历史的透镜中,被渲染的姿态各异,民众对于他们也感情复杂。

 

2001年,中国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,而当时的基尼系数高达0.48,全国年人均收入在637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900万人。

 

“草根”与“仇富”相伴而生。

 

富起来的中国企业家们,慢慢意识到反哺社会资源的重要性。资源如果不能涓滴下渗到社会的中下层,是要出问题的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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涓滴效应

 

本土名人开始在慈善的舞台上大放异彩,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出现了2个拐点:

 

2005年丛飞事件,让人对慈善重新反思;2008年汶川地震,社会各界涌现的慈善公益力量,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。

 

也有像陈光标这样极具争议、被指作秀的“中国首善”出现。但陈好歹出了钱,最鱼龙混杂的是诈捐、慈善门事件,多个娱乐圈明星因此声名扫地。

 

2010年,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组织了一场50位企业家的慈善晚宴,兜售美国的慈善套路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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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看能认出多少大佬  图源:余彭年慈善基金会

 

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当时还没彻底摸清中国企业家们的心思,但中国富裕阶层的学习速度很快。

 

能被国新办邀请,去谈谈公益经验的企业家不多,曹德旺算一个。

 

从1983年开始创业,曹德旺到现在共捐出了160多亿元(含股票100亿元)。他的身家在291亿左右,能拿出这么多钱做公益,实属不易。

 

他对年轻的企业家说过一句话,总结到位:

 

做慈善不止是捐钱,企业家要先把企业做好,管好门前的事,是最大的善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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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十年,房地产和互联网两大行业是中国最大的风口。

 

这一时期内地才诞生了世界级企业家,中国慈善也升级到了新的高度。

 

2020年胡润百富榜上,有2398人的财富超过20亿,41人超过1000亿。

 

中国企业、企业家是中国慈善的主力。

 

他们的慈善常常和企业的兴衰相依偎。比如绑定地产扶贫的万达,一度做得有声有色,但近两年大规模抛售资产,万达也从最新的慈善榜上消失。

 

5月份公布的2021年胡润慈善榜单上,人名发生了变化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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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胡润慈善榜

 

三个月前,黄峥卸任拼多多,走时留下一句话,我要去摸一摸10年后路上的石头。

 

他的繁星公益基金在3月时宣布与浙江大学合作,在未来3-5年向浙大捐助1亿美元,用于“计算+生物医疗”“计算+农业食品”和“先进计算”三个创新实验室。研究“超大规模实时图推理机研究”、“重大脑认知障碍的闭环调控研究”、“肿瘤免疫新抗原研究”和“细胞培养人造鱼肉研究”等项目。

 

6月3日,美团CEO王兴签订了股票转让计划,将其名下5731.9万的A类股转为B类,并注入王兴基金会,用于推动中国教育、科研等公益事业。这个比例占王兴持有美团股票的10%。

 

如果按6月2日美团收盘价311.8港元计算,这笔捐款价值约合人民币147亿元。

 

中国财富创造的速度越来越快,胡润表示高净值人群未来3年的捐赠目标是总资产的1%。按王兴10%的比例看,远高于平均水平。

 

据统计,2020年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达262万,可投资资产规模达241万亿元。仅以可投资的1%计算,也足足有2.4万亿,相当于广州2020年的GDP。

 

但这么多钱,怎么做公益,是一门艺术。

 

韦尔股份创始人、“芯片首富”虞仁荣宣布,要出资200亿推进东方理工大学(暂名)建设,这是一所理工类研究性大学,落地宁波。

 

曹德旺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在5月宣布投资100亿筹建福耀科技大学,将会是全国第四所、福建省第一所新型大学。(其他为西湖大学、东方理工大学、南京集成电路大学)

 

王兴在5月12日向高中母校龙岩一中捐赠5000万元,设立教育基金;4月时向清华大学捐资设立“清华大学兴华基金”,助力清华创新杰出学者引进机制,加强顶尖师资队伍建设,吸引全球顶尖博士生源来到清华。

 

2021年5月,胡润研究院发布《2021胡润慈善榜》显示,多年来,教育一直是慈善榜上企业家第一大捐赠方向,尤其是今年,教育以及科研领域的捐赠特别多。

 

近年来,国家也在鼓励设立公益基金会,对教育科研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。

 

“十四五”规划明确提出,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,发展慈善事业,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。同时,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,提高高等教育质量,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,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。

 

唯有通过公益慈善,发展教育和科研,方能兴国强国。

 

王兴曾引用过严复先生的话“非新无以为进,非旧无以为守”,他解释说:

 

“如果不创新你就不能进步,但如果不记得传统,我们就不能保持胜利果实。我认为这句话非常精彩,它提醒我们,在不懈追求创新与前进的同时,还应有所持守,不忘初心,要懂得感恩,要积极回馈国家、民族和生养我们的土地与人民。”

 

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,在决胜脱贫、全民小康之后,我们初步解决了生存和温饱的问题,现在更加聚焦未来发展的问题。

 

所以,随着互联网和创新技术发展起来的一代企业家,如王兴、黄峥、张一鸣、虞仁荣等,更加重视将公益资助在教育和科研事业上,他们是新一代的“创公益”。

 

以公益为支点,以技术创新为杠杆,撬动中国产业升级、技术领先、教育人才,实现“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”。

 

如此,带动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,可能比直接撒钱,能创造更大的公益价值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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